10月13日，2025年诺贝尔奖颁奖季收官。今年日本有两位学者获得自然科学类奖项——新世纪以来，日本诺奖井喷趋势未减。

1901年，日本科学家北里柴三郎第一次被提名诺贝尔奖，输给了合作的德国人；一百多年后，日本却以几乎“每年一位”的速度收割诺奖。

这个非移民国家，既没有硅谷的风险资本，也没有美国“自由主义”的科研土壤，却能在短短25年里，出现21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

除了“50年培养30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规划之外，日本诺奖井喷背后，还有一整套关于教育、性格与文化的答案。

从屡屡失奖到诺奖井喷

日本追诺奖的历史，与诺贝尔奖一样长。就在奖项诞生的1901年，日本就有学者获得提名——被尊为“日本医学之父”的北里柴三郎，因与德国人冯·贝林共同研发血清疗法而入围首届生理/医学奖，最终惜败给对方。

此后，野口英世、山极胜三郎、铃木梅太郎——这些名字几乎组成了一部“日本失奖史”：有的论文因翻译错误错失评审，有的研究被战事打断，还有人因为评审不懂日文而与诺奖失之交臂。

直到1949年，京都大学教授汤川秀树凭“预言介子存在”获得物理学奖，日本才迎来首位诺贝尔得主。那一年，距离北里柴三郎被提名，整整过去48年。

此后半个世纪，日本共获8个诺贝尔奖，其中包括5个科学奖、2个文学奖和1个和平奖。简言之，日本花了近50年才获得第1个诺奖，并在20世纪百年内9次获奖。

进入21世纪后，画风突变。日本诺奖迎来井喷——从2001年至2025年，共有21名日本科学家（含3名美籍日裔）独享或分享了16项科学奖；此外，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获得文学奖。2024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会还获得和平奖。

截至2025年，日本共诞生31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27位获科学奖（含3名美籍日裔），全球排名第五，仅次于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七成诺奖得主在上世纪后半期完成获奖成果，平均年龄不到45岁，而获奖时平均年龄接近70岁——也就是说，从取得成果到登台领奖，平均间隔25年多。

从成果诞生地看，日本科学类诺获得者，在日本高等院校取得获奖成果的占比近六成，在本土企业和国外机构取得成果的占四成。可见，日本的大学是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主力。此外，企业也是一支不容小觑的科研队伍。

“帝国七校”与实验慢火

日本诺奖爆发并非偶然，而是教育、制度、师承与性格长期积累的结果。通过对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学习经历的考察，不难发现日本近代以来建立起来的“帝国大学群”功不可没。

日本诺奖得主几乎都在本土成长、成名——超过八成的科学奖获奖者，其本科或研究生学历来自“旧制帝国大学”七校，其中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三校就占了七成。

1877年，日本创立第一所近代大学东京大学（1886年改称帝国大学）；20年后，京都帝国大学设立。此后，东北、九州、北海道三所帝国大学陆续成立，至20世纪30年代，大阪与名古屋两所大学相继加入，“帝国七校”格局由此确立。

数量虽少、建校周期长（前后历经六十余年），但这七所大学几乎同时完成了世界一流的跃升。它们不仅是日本近代化的学术引擎，也至今仍稳居科研金字塔顶端，撑起日本科技界半壁江山。

帝国大学体系从诞生之初就带着鲜明的国家使命——“以科学立国，为现代化储才”。战后，日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并在1970年代迎来高等教育大众化。尽管大学数量翻番，旧制“帝国七校”依旧牢牢占据科研制高点。

这些大学以“实验室现象”闻名：实验室设备几乎清一色为日本制造，不是排外，而是因为最前沿的研究往往没有现成设备可买，科研人员只能自己造仪器，才有可能抵达未知。

那些看似“陈旧”的装置，其实多由教授与工程师联合研发，设备先在实验室试用，性能被充分验证后，才会推向市场或出口海外。在日本科研文化中，“造工具”本身就是研究的一部分——买来的设备或许先进，但自制更利于实现“0到1”的创新。

科研KPI与学者倔强

在教育制度的另一端，是政府的长期规划与投入。2001年，日本政府在《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目标：“未来50年，培养30位诺贝尔奖得主。”这种国家级“科研KPI”并非空喊，而是百年国策的延续。

自明治维新起，日本就把“科学立国”写进国家规划：1918年设“科学奖励金”，1939年创“科学研究费交付金”，1956年成立“科学技术厅”，1980年提出“科技立国”口号，1995年制定《科学技术基本法》。此后，每五年滚动更新，以国家预算直接投向重点领域。

具体到诺奖得主个案：小柴昌俊的神冈探测器获文部科学省拨款130亿日元；山中伸弥的ips细胞研究获2.5亿日元补助；本庶佑的癌症免疫疗法40年间累计获得47亿日元支持；大隅良典的细胞自噬研究在35年间得到18亿日元科研费。

制度与教育奠定根基，但真正点燃火花的，是人。日本科研界极重视师承，仁科芳雄是东京理化学研究所主任，被称为“日本物理之父”，他的学生名单几乎就是一部日本物理学史：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小柴昌俊、梶田隆章……

师徒相承的传统，使科研成果能在代际之间积累经验与精神。学派越强，越能吸引顶尖学生，形成稳固的人才循环，带来持续“马太效应”。

传承之外，还有性格因素。“工坊师徒式”培养虽然缓慢，却塑造了科研中最稀缺品质——定力。能够盯着一个问题二十年不松手的韧劲，正是日本科研的底色。

以小柴昌俊为例，他为了探测质子衰变，决定自建大型探测器。然而日本没有高山，只能在一处深达千米的废弃砷矿井中（被视为污染严重、禁止进入的危险区域）建地下实验室。由于项目耗资巨大，他调整目标将研究从“探测质子衰变”拓展为“探测太阳中微子”。

终于，在改造完成的“超级神冈探测器”中，他和团队成功捕捉到来自距地球约十万光年的超新星爆发的中微子信号，为人类揭开恒星死亡之谜奠定基础——那时距小柴退休仅剩两个月，而地球上可观测到的超新星爆发平均三百年才有一次。执着加幸运，成就了小柴。

此外，调整方向的勇气，打破常规的方法，临机应变的态度，也是助力。山中伸弥本是外科医生，手术太慢被嫌弃，干脆转行科研，最终改写再生医学；田中耕一误把甘油酯混进金属粉，意外发现测量高分子质量之法，成为日本战后最年轻、学历最低的诺奖得主。

经费削减与创新重塑

日本当前的诺奖成果，大多源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换句话说，日本的“诺奖井喷”，更多是那一代科研体制与学术氛围的延迟收获。如今，日本科研界“气氛”已不太一样了。

1982—1991年，日本政府提供给大学的研究预算从380亿日元增加到589亿日元，产业界和民营机构向大学提供的研究经费从132亿日元增加到426亿日元。“失落三十年”时代开启后，尤其新世纪以来，大学的经常性科研经费投入逐年减少，企业陆续裁撤旗下研究机构。

2005年，日本研发经费投入规模达到17.8万亿日元；2019年，这个数字仅为19.58 万亿日元。考虑到通胀因素，15年间，日本研发经费投入可以说“不进反退”。

此外，原本稳定的拨款机制被竞争性项目取代，科研资金更强调“可量化产出”。例如，安倍政府提出“有用的学问”，鼓励经费用于短期见效的应用研究，文科和基础科学因此被削减。大学教授疲于写申报、争预算，科研空间压缩，不少诺奖得主公开批评这种倾向。

更有学者质疑日本的整体学术水平。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黄福涛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撰文指出，日本虽然在诺贝尔奖上成绩卓著，却未能成为全球学术中心。

其理由包括：日本过度模仿欧美，虽快速实现高等教育近代化，但自主创新能力削弱；战后科研重产业化，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科研经费结构单一、偏短期应用；语言壁垒、学界等级与文化保守限制国际交流；社科与人文国际化程度低、学术网络薄弱、外籍学者比例低……

尽管如此，日本科研实力仍不可小觑。虽然部分报道指出研究经费削减、研究环境恶化，但总体投入依然位居世界前列——“科研费”计划已成为政府财政长期、稳定支持自由学术研究的主渠道。况且，日本正在推进“第三次教育改革”，力图重塑创新体系。

因此，日本提出的“50年培养30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目标，仍有望按计划完成，而“诺奖井喷”的故事，也可能在未来继续上演。

参考资料：

李文，《日本诺贝尔奖得主科研过程特征分析》，《中国高校科技》2021年6月

黄福涛，《为何日本未能成为全球学术中心》，《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4年10月

邬大光，《日本高等教育有何“过人之处”》，《复旦教育论坛》2022年第20卷

甄子健，《日本科技人才自主培养及其创新激励研究》，《中国科技人才》 2022年6月

撰文 | 北塱

编辑 | 钱琪瑶